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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与合宪性审查通常要经历较长的诉讼周期相比，合宪性咨询往往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解决问题[10]，能够以更小的成本维护宪法秩序、保障公民权益。
第一个原理涉及现行宪法所反映的国家权力之初始授权逻辑，第二个原理涉及民主集中制在国家机构方面的具体实现方式。尽管在会议议程一如既往的紧凑、实质审议付之阙如的现状下，诸如听取、审议并通过工作报告的权力在外观上显得被动、逼仄、略显仪式化，但本文认为，仪式的力量决不应被低估。
鉴于全国人大在我国的特殊优越地位，如何在宪法框架内为其划定权力边界，是理论上与实践上的重大议题。当然，对比《宪法》第57条与第96条——第96条第1款是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可知，最高在这里是地方的对称，近似于中央。[28]（3）基于人民主权原则，权力的分工并不是对主权的分割（根据定义，主权是不可分的），而恰恰是主权在公法层面得以实现的必要方式[29]——对分工的需求与当代主权观念的一般要求并无矛盾。周丽：《实行人大代表专职化是一把双刃剑》，载《人大研究》2006年第1期。但宪法仍然采用了最高一词，明显是比中央更强烈的词汇。
本文认为，党内活动存在更为灵活地集中行使权力的现象，本质上源于党的各类组织、机构之间更高的同质性，更源于党在整体上便宜行使领导权的需要，这与不同国家机构之间差异化的人员构成、法定化的职能职责以及相应的活动方式是缺乏可比性的。第三，必须基于对全国人大在当前的行动能力的客观认识——包括但不限于对其作为非常设机关和政治象征机关之地位的承认——来判断应当交由其行使的宪法未列举权力的具体类型。(60)为此，有必要研究起草党的领导法规的一般规定，即领导法规总则，对党的领导的基本概念、基本原则、基本体制、基本制度安排等重大问题提取公因式，作出集中统一规定，并对各领域党的领导的具体制度作出总领性规定，以进一步提高党的领导法治化程度，为将来党的领导法规高度法典化奠定基础。
(30)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就是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管党治党。择其要者而言，一是法规统一价值。 (一)客观层面的可行性 如前所述，《党内法规制定条例》已提到编纂工作。 (44)习近平：《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埋头苦干、勇毅前行》，载《求是》2022年第1期。
提出回应型法治类型的西方学者也坦陈，通往回应型的道路必定是充满危险的，这些危险在于为了追求合目的性而挑战具体规则的权威、扩大裁量权的范围。权威机构在作解读时专门指出：当然，对党内法规进行法典化，需要满足一些基本条件，主要是该领域党内关系比较稳定、党内法规制度已经成熟。
例如，2012年俄罗斯出台的新《教育法》，整合了100多部法律法规规章，初步完成教育法的体系化，到2021年该法已修改20多次。 (12)封丽霞：《法典编纂论—— 一个比较法的视角》，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开展党内法规编纂工作必然要求实务界和学术界就思想建党、理论强党、制度治党等问题进行深入交流互动，党史党建学、法学、纪检监察学、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等专家学者都需参与其中，从而有益于党内法规这个新兴交叉学科建设进一步发展，提高其理论产出质量。 (三)党内法规法典化的必要性 以上诸项价值中，何者关乎必要性？法典化是否必须要搞，不搞是否就不利于深入推进依规治党？对此诘问，笔者的看法是，其必要性主要在于弥补既有党规规范碎片化、枝节化、不一致等缺陷，提升相关领域法规制度的体系化效应，(23)为执行机构、监督机构统一正确适用党内法规提供更优制度遵循，促进全面从严治党、依规治党事业高质量发展。
(11)当代中国法系语出栗战书的《习近平法治思想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一文(载《求是》2021年第2期)。例如，聚焦抓住关键少数、造就高素质领导干部队伍，可研究制定统一的领导干部条例，即对党的自身建设法规中关于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教育培训、交流工作、任职回避、辞职、能上能下等规定，以及中央企业、中管金融企业、高等学校、中小学校、公立医院等的领导人员管理规定，和党的监督保障法规中关于领导干部考核、述职述廉、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经济责任审计，以及函询、通报、诫勉、组织处理等规定进行系统化整理，形成关于领导干部选、育、管、用、评的全链条法典。其二，从历史发展来看，从不成文的习惯和规矩到它们的成文化，从规范密度的比较粗疏到精细化，从规范事项的急用先行到全域化，从规范形态以零散为主到逐步系统化，党内法规的进化历程已经表明它事实上的确受到成文制度不断趋向系统集成的规律支配。 ③宋功德：《党规之治的自信与理性》，载《党内法规研究》2022年第1期。
(29)因而可以预见的是，党内法规制度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应该会保持较强的稳定性。 其次，从法理来看，党内法规作为一种法规范，必然具备基本的稳定性、可预期性。
(34)参见黄翔：《法典化进程中的俄罗斯教育立法》，载《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22年第1期。 (35)法国的法典编纂者对条文采用十进制的编码方式，即条文顺序在各编、卷、章之中单独定位，于各章之内编排序号，从而使条文在法典中的结构性位置既清晰、又稳固。
(55)参见张明楷：《刑法修正案与刑法法典化》，载《政法论坛》2021年第4期。参见江必新、曹梦娇：《行政法的体系化建构》，载《民主与法制》2021年第47期。也就是说，对法律而言，不是法典一词入名称，只是典字入名称。据此，对未来十余年实现适度法典化目标，可作出三阶段的任务安排：一是从现在到2025年，推动编纂一两部党规法典，实现零的突破。其一，从法理来看，党内法规具有权威性、抽象性、普遍性、反复适用性等规范特质。 (52)王万华指出，域外行政法典编纂的一般进路是选择对行政组织法、实体法、救济法的部分内容实现法典化，这是对行政法体系进行有限法典化。
何况，法典编纂本义还包括对既有规定进行修改(含微调、更新、增补、删除等)，而非直接沿用既有规定。例如，《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条例》(以下简称：《组织工作条例》)作为党史上第一部关于组织工作的统领性、综合性基础主干法规，人们阅读它就能便捷而系统地了解党的组织工作的地位作用、基本原则、领导体制、保障机制，组织部门的主要职责，组织工作的总体布局和基本要求，组织体系建设、干部工作、人才工作的总方针和制度框架，但其主要是纲领性、原则性的规定，具体规定很少，是一个简版的通则，其从无到有被创制出台，就是一种体系化的产物。
④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中心(执笔：王伟国、肖金明)：《深入推进依规治党 加快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载《光明日报》2021年8月12日，第6版。 (一)成文制度规范的发展趋势 国家法律的法典化历史规律为党内法规建设提供了重要启示。
在党中央决策部署下，中央办公厅可制定规划的实施方案。 ⑧参见孟涛：《论党内法规的法典化》，载《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22年第2期。
其三，从现实状况来看，中国共产党是拥有9600多万党员、领导14多亿国民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制定实施3700多部党内法规、(15)18000多份规范性文件。 ⑤吕品：《加快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载《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21年第8期。预计环境法、教育法、劳动法等编纂成果都会使用法典这一专门名称。张明楷教授更是反对单一刑法典模式，主张将变易性较小的自然犯规定于刑法典以保证稳定性，将变易性较大的行政犯规定于单行刑法与附属刑法以便及时修改，并强调主要规定自然犯的刑法依然是法典。
着眼现阶段，对于党内法规法典化的可行性问题，应审慎地分析判断。那么，《组织处理规定(试行)》所讲的批评教育责令检查是属于《问责条例》中通报这一问责方式的具体表现呢(这一答案显得勉强)，还是轻于通报的非问责方式呢(这一答案无法解释《组织处理规定(试行)》为何没写通报)？再如，工作责任制方面相继出台的《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试行)》《健全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规定》《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规定》《地方党政领导干部食品安全责任制规定》等之间不统一的问题有：(1)在基本原则上，前两部党内法规未使用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的术语，而后两部党内法规使用了，但《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规定》又没写《地方党政领导干部食品安全责任制规定》中的权责一致尽职免责。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回应邓小平同志1992年南方谈话关于制度建设的期待，即到2020年……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参见任海涛：《论教育法法典化的实践需求与实现路径》，载《政治与法律》2021年第11期。
(59)肖金明提出党的组织法典包括机构编制编、党的干部编。编纂难度较小的，制定、修订有关单行法规和体系整合可以同步进行。
第三，推动交叉学科发展。其理论内涵详见中共中央办公厅法规局：《坚持依规治党、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行动指南》，载《民主与法制》2022年第2期。这里讲的党的建设是包括党的领导和党的自身建设在内的大党建范畴。证成了重要性和必要性，不等于证成了可行性。
在朱明哲看来，二者是分别适应近代社会与现代社会需要的对立物。例如，《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可以整合为一部。
同时，受文件体例的限制，对于党的纪律和纪律处分工作中的一些重大原则和具体运用规则等问题，难以作出详尽的规定。 此外，就党内法规而言，还有一个法典化程度的制约因素是公开度。
第二，更好保障依法治国。对比这两条规定就会产生一个疑问：《问责条例》规定的组织调整具体指什么措施？又如，《组织处理规定(试行)》第7条在诫勉之前规定了批评教育责令检查。
